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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迅的抬棺人为什么都挨整?

2011-10-12 09:48:25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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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 本文原载于《文史参考》2011年第18期(9月下),未经授权请勿转载

  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《鲁迅的抬棺人》,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,1949年以后都变成“反革命”和“右派”,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,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

 主讲人 |陈思和   整理 |胡元

    文史大讲堂•第8讲

    时间:8月20日 14:00  
  
    地点:浙江图书馆二楼报告厅

    主题:从鲁迅到巴金——鲁迅精神的当代意义及传承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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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陈思和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、巴金文学研究会会长

  鲁迅精神饱含战斗性和独立性

  从鲁迅到巴金,不是一个时间概念,而是一个特定的精神现象,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“五四”新文化一个最核心的精神传统。鲁迅是原创者,而巴金是继承者。巴金所代表的时代,是从“五四”开始形成的知识分子独立战斗、为中国社会进步作出主观努力的时代。而这样一个时代起源于鲁迅,虽不能说终结在巴金,但是我想,这样一个时代跟今天已经有区别了。

  什么叫做鲁迅精神?我认为,鲁迅精神里面饱含了一种战斗性和批判性,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斯巴达精神。“灵台无计逃神矢,风雨如磐暗故园。寄意寒星荃不察,我以我血荐轩辕。”鲁迅的态度很明确,我必须战斗,哪怕所有的人都不理解,我还是要把“我血”献出来。鲁迅认为中国的老百姓是不觉悟的,他希望社会变得更合理更进步,但是社会拒绝他的努力,民众也不理解他,在这个时候怎么办?他就耗尽自己的生命去实践理想。

 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精神对或不对,但鲁迅的这份执着,代表了民族性格中阳刚的一面。我们的民族性格被专制社会压抑了两千年,面对再残酷的压迫也会忍气吞声,也会逆来顺受,也会向邪恶一步步退让,甚至健忘。而鲁迅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,像鲁迅这种敢爱敢恨,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太多,而是太少了。

  鲁迅的批判精神是非常彻底的,彻底到什么程度?他连自己也批判,主张在批判别人的时候,必须从解剖自己开始,这点很少有人去做。后来发展到巴金身上,也就形成了巴金晚年写《随想录》提出的忏悔精神。

  鲁迅精神里面还有一个东西,就是不断地自我更新和追求进步。一般人多半在年轻的时候比较激进,中年比较稳定,晚年就成保守了。可鲁迅一生都在追求新的东西,他一直在变,总是站在某个时代的思想最前沿来批判社会。但总不成功,所以晚年又跟左联的领导人周扬闹翻了。这到底是鲁迅走得太前卫,还是那些激进的政治团体本身有问题?

  大家都认为鲁迅很孤独,其实错了,晚年鲁迅并不孤独,反而思想更成熟了。左联分离以后,他再也没有转向其他政治团体,而是独立在上海战斗。虽是独立但并不孤立,在他身边团结了一大批青年作家,那些人自认为是鲁迅的学生,实际上鲁迅把他们当成一个新的战斗团体来看,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胡风和巴金。胡风是左翼作家、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,他对鲁迅精神理解得很深,并将这种理解渗透到文艺理论,创造性地形成了胡风的文艺思想。另有一批人是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,为首的就是巴金。在鲁迅去世的时候,这些人就是所谓的“抬棺人”,大概有十几个。我称这批作家是文学的新生代,他们在30年代掌握了多份文学杂志和出版社,像巴金、吴朗西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、赵家璧参与的良友图书公司,像黎烈文主办的《中流》、黄源协助鲁迅主编的《译文》、孟十还主办的《作家》、靳以主办的《文季月刊》等等,还有胡风等左翼作家策划的小刊物,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都市新媒体。有那么多的媒体都在鲁迅的无形掌控之下,那是很了不起的,所以鲁迅的声音从来就不孤独。

  鲁迅与当年的文学新生代之间,构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同构关系,他们既是两代人,又同属一个团体,他们一方面批判国民党政府,另一方面又与当时的左联保持距离。这个团体一形成,最敏感的人就是左翼领导周扬,他一看鲁迅不仅不受他的领导,而且还把那批活跃在文坛的青年作家团结在自己周围,对周扬显然构成威胁,当年的口号之争便是这样挑起来的。当然周扬他们不敢骂鲁迅,也不敢恨鲁迅,于是就恨鲁迅旁边的年轻人,第一恨的人是胡风,第二就是巴金和黄源,所以徐懋庸给鲁迅的信里就集中骂这几个人,而鲁迅则挺身出来保护巴金和胡风。周扬搞了一个文艺家协会,鲁迅不参加,他周围的人也都不参加。以巴金为首的作家们又起草了一份跟文艺家学会对立的宣言,叫《文艺工作者宣言》,表示他们也同样拥护抗日,追求进步。党内的冯雪峰一看是自己人跟自己人打起来了,马上通过茅盾去动员大家在两个文件上都签字,既要团结鲁迅这批人,也要拉住左联的人,结果这件事就处理好了。而就在这个时候鲁迅去世了,从整个矛盾爆发到鲁迅去世大概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,鲁迅只活了五十六岁。

 胡风和巴金继承了鲁迅精神

  鲁迅去世以后,紧接着是抗日战争爆发,本来团结在他身边的那些人一下子都散掉了,他们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帮鲁迅抬棺,这是一个象征。而周扬到延安以后就跟着毛泽东,后来成为党内管理文艺工作的最高领导人。在这个过程当中鲁迅精神被双方都继承下来,一方是把鲁迅高举为旗帜,另一方则在抗战实践中履行鲁迅的精神,后者最典型的人物就是胡风和巴金。

  胡风一直认为中国人身上有种被几千年封建专制导致的精神创伤,心灵有一道伤痕,这道伤痕是长期被专制政治制度压制而产生的奴隶习性,这种习性最重要的特点是不敢反抗,逆来顺受。所以,胡风就号召作家首先要高扬自己的主观战斗精神,首先是一个战士,才能写出具有战斗性的作品,才能克服心里面奴性的创伤。很多年轻人都按照胡风的理论来写作,写出了一批非常高昂的、具有战斗精神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,形成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——七月诗派。绿原、牛汉、路翎、贾植芳等,都是七月派的典型代表人物。后来《七月》杂志停刊以后,胡风又创办了《希望》杂志,还编辑了许多丛书,于是《七月》和《希望》就成为了一个流派。胡风通过他的杂志传播了鲁迅精神,把鲁迅的精神融化到文艺理论当中,影响了一大批年轻人。

  巴金也同样把鲁迅的精神融到自身的工作当中。抗日战争时期很多年轻作家都流离失所,到处逃难,巴金就不断搜集他们的作品,借助他所主持的文化生活出版社,把他们的作品集结成书,卖掉后再用稿费支持这些作家渡过困境。我曾听吴朗西先生说,抗战中他们出版作家的书从来不拖欠版税,总是千方百计为作家解除困难。有人这样说,如果抗战没有巴金和胡风,大量的文学青年也许就不可能走上文坛。巴金的一个朋友罗淑因为生孩子死了,之后是巴金把她的小说一篇一篇找来之后结集出版,否则这个作家现在可能谁也不会知道。同时,胡风还把延安年轻人的诗歌小说拿到重庆出版,扩大了解放区文艺在大后方的影响。所以慢慢地他们两个人在文坛的地位越来越高。

  1949年以后,大批左翼作家掌握了文艺工作的领导权,但对于巴金和老舍两个作家,共产党是保护的,因为他们在文坛有领头羊的作用。老舍在抗战时期是文艺家抗敌协会的实际领导人,领导着整个文艺界的抗战活动。老舍其实是个自由主义者,并不是左翼作家,早年写小说还骂过共产党,但是共产党团结他,老舍去美国之后,周恩来一次一次叫人带口信让老舍回来,之后他就真的回来了,还担任了北京市文联主席,当过模范。而巴金同样如此,我自己也问过巴金,问他为什么没有走?共产党有没有做过工作?他说有过,当年夏衍要佐临带口信给他,让他留下来不要走,所以巴金吃了定心丸,知道共产党不会对他怎么样。我觉得当时共产党政权对巴金、老舍是非常尊重的,他们都是党的统一战线的团结对象。而胡风又是另外一种情况,他本身是左翼作家,所以胡风没有料到将来自己会在政治上出现问题,并一直认为自己是鲁迅的传人、鲁迅最信任的人,鲁迅很多精神是通过他的努力实践体现出来,保持了鲁迅的先锋精神。而巴金则是把鲁迅那些先锋、前卫的思想通俗化、大众化。比如鲁迅的《狂人日记》发表的时候,最初讲的是每个人都会吃人,连狂人自己也意识到吃了人,所以要救救还没有吃过人的孩子。但按照“五四”时期的一般人的认识水平,大家所能够理解《狂人日记》里的吃人问题就是封建礼教吃人,而拒绝承认自己也会吃人,老百姓接受的是通俗化的理解,封建礼教吃人,吃人的是一种叫“礼教”的东西,跟自己没有关系。而“礼教吃人”的观念传播者是巴金,巴金的《家》其实就是把鲁迅说的吃人变成了一个礼教吃人,把自我吃人变成礼教吃人,描写封建大家庭中一个一个美丽的女性被礼教吃掉了。

  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以后,鲁迅的精神被保留下来。我觉得不仅仅是我们官方教科书把鲁迅变成伟大的“革命家”,其实在胡风的身上,也体现了鲁迅这不屈不挠的精神,在巴金身上体现着很深刻的自我反省。但是后来,第一个倒霉的就是胡风,那就是1955年的所谓反胡风运动,1957年“反右”运动中,鲁迅周围的年青人中冯雪峰、黄源等都被批判了,被打成右派,萧军等人又被重新揪出来“再批判”。黎烈文、孟十还等人在台湾,也被带上了“反动文人”的帽子。所以后来仔细想想,鲁迅身边的人不是“反革命”就是“右派”,都倒下去了,鲁迅也成为一面空洞的旗帜。

巴金认识到革命后必有镇压

  复旦大学教授吴中杰写过一本书叫《鲁迅的抬棺人》,说的是当年为鲁迅抬棺的人都没有好下场,1949年以后都变成“反革命”和“右派”,这里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,就是周扬根本不能原谅30年代团结在鲁迅身边的这帮年青人。这批继承鲁迅特立独行风骨的人都被打倒了,唯一的侥幸者是巴金,既没有成为“反革命”,也没有成为“右派”,虽然在1958年拔“白旗”运动中受了一些批判,但没有影响他的政治待遇,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巴金14卷文集。那是一个很高的荣誉。周扬曾在一次文代会上一口气推出了中国五个语言大师,巴金就是其中一个,此外还有老舍、茅盾、曹禺和赵树理。

  1927年,巴金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时候,他感觉很奇怪,为什么北伐革命胜利了,军阀被打倒了,中国人民应该过好日子了,可国民党却开始杀共产党了?为什么每当革命成功了,看到的不是欢乐,而是看到了大屠杀?1949年以后,实际上他是很明白的,革命成功后必然会镇压大批敌对势力,他早有警惕,所以他马上就屈服了。而胡风就一直没有屈服,总觉得自己是革命者,就跟周扬不停地斗,还给毛泽东写了30万字的信,想证明自己是正确的,周扬是错的。结果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,非但没有理解胡风,反而进一步把胡风打成反革命分子。巴金开始害怕了,他跟胡风是朋友,大家也知道胡风和巴金都是鲁迅的学生,但巴金就被迫写了文章批判胡风和路翎,于是巴金就过关了。

  其实在1949年以后,像巴金这类知识分子是必须要改造思想的,巴金就先后两次到朝鲜前线去体验生活,回来之后写了很多歌颂抗美援朝的文章,慢慢地屈服于政治上的强权势力,在某种程度上,巴金内心非常痛苦。但是他太了解历史了,从苏联十月革命以后他就知道,革命一旦成功肯定要有镇压,但这个时候很多知识分子还不知道,总以为当家作主了,就应该无所顾忌,心里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,结果一说话就倒霉了。巴金深知这个危险性,就把自己放低,放成一个整天改造自我的人,但是他心里面很明白,这样的做法是违背自己良心的,也违背了鲁迅这种硬骨头的精神。

  “文革”时期“极左”路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,老舍自杀了,胡风得了精神病,巴金既不自杀,也没有得精神病,平平安安过去了,但同时也受了很多苦,被批判,被劳改,可是他坚持下来了,他太太顶不住了,生癌死掉了。有很多人不了解巴金,觉得巴金和鲁迅距离很远,其实并不远,因为巴金太了解这个社会,鲁迅也了解,鲁迅既了解这个社会,又敢斗争;巴金了解这个社会却不敢斗争,但并不代表他内心没有是非,所以就非常痛苦。但巴金身上体现出来的一种坚韧的精神,能够忍受各种痛苦,也有鲁迅精神的内涵。

  晚年巴金在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之后,独立精神又一次爆发出来,他痛定思痛,觉得自己不能再沉默,于是就产生了巴金晚年最重要的一部著作——《随想录》。在这本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鲁迅对他的影响,巴金从自我忏悔开始讲自己为什么会屈服,为什么会不讲原则,为什么不敢斗争。巴金不敢战斗是因为在他内心深处就有这个毛病,就像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里面的觉新,忍辱负重、不敢抗争,却牺牲了很多善良的人。巴金对觉新这样的人写得非常好,就是因为他内心深处非常了解,自己身上也有这种东西。到了晚年,他大声疾呼要自我忏悔。很多人当时都说自己是“文革”当中的受害者,都是“四人帮”叫他做这做那。可巴金说如果仅仅是“四人帮”,中华民族不会受那么大的伤害,在打倒刘少奇的时候,我们都曾举手,这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奴性。当巴金大胆站起来开始忏悔的时候,恰恰复活了鲁迅的精神。

  从鲁迅到巴金,这当中有曲折,比如胡风就被打倒了;也有屈服,比如像巴金的状态,但是最终巴金通过自己的忏悔,通过一代知识分子的教训,终于站出来恢复了鲁迅精神。我把从鲁迅到巴金看成是一个完整的精神过程,今天在我们的面前是完成了,至于这个精神以后能否成为知识分子、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,就要靠我们一代代人的继承学习和发扬,靠我们后代人的努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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