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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早:哪一根稻草压垮了大清朝

2011-10-10 14:48:24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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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 《文史参考》辛亥专刊(10月上):1911 压倒清王朝的十根稻草

  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,当然只是一种叙事。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,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,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,离心力大于向心力,则不免“抽心一烂,土崩瓦解”

 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,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,两江总督曾国藩与其幕僚赵烈文之间,有一场著名的对话。曾文正公像个时评节目主持人似的,在阐述了“都门气象甚恶,明火执仗之案时出,而市肆乞丐成群,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袴”的景象后,问赵:“民穷财尽,恐有异变,奈何?”

  赵烈文的应答非常直接:“天下治安一统久矣,势必驯至分剖。然主威素重,风气未开,若非抽心一烂,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。以烈度之,异日之祸,必先根本颠仆,而后方州无主,人自为政,殆不出五十年矣。”

  历史回顾总是“倒放电影”,赵烈文的预言今日看来准确无比。但若站在辛亥那年的春末或秋初,你去问任何一位朝野之士,怕是无人相信,二百余年的大清基业,会在一百二十日内,土崩瓦解。大家总觉得这个政权的确岌岌可危,但宣统三年也似乎并不比宣统二年异样,何以就会如露如电,转瞬即空?

  赵烈文在讨论清朝统治问题时,曾指出“国朝有天下太巧”。异族入主中原,一直是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敏感点,不管雍正费尽心思地印行《大义觉迷录》也好,康乾盛世中连绵不断的文字狱也罢,江宁苏杭织造的间谍手段、旗兵分驻各省会的制度,都挡不住这个问题的提出:非我族类,其心必异。

  太平天国打的也是这面旗号,被曾国藩用“文化”这件法宝敌住了。然而平定洪杨之乱,只是利用了太平天国自身的失德乖张,并未从根本上解决满汉之间的种族异见。尤其同治之后,许多“祖制”被打破,汉人秉政之势越来越强,曾国藩、左宗堂、李鸿章、张之洞纵无异志,朝廷却不能不防微杜渐。

  从大环境来说,清末种族主义的提出、排满主张的兴起,绝非清初“反清复明”的翻版。二百年了,当初的杀戮已成传说,反不如“长毛之乱”的血腥记忆来得分明。革命党人重印《扬州十日记》、《嘉定屠城记略》,是为了激励民心。然而那只是一种投射,一丝共鸣,真实的冲击还是来自当下的危机,是孙中山强调的“外邦逼之”与“异种残之”并置的残酷现实,正如共进会在武昌新军中散发的传单所说:

  “如今朝政紊乱,奉承洋人,经常割地赔款,老百姓跟洋人闹起事来,不但不给百姓讲一句公道话,倒替洋人杀老百姓出气。满人只顾请洋人保他做皇帝,不管汉人的死活。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,他拿去送给洋人也好留条生路。所以我们革命,一来要替祖宗报仇,二来要早点准备,把全国的会党合起来。”

  “替祖宗报仇”云云,不过是引子,关键是“中国本来不是满人的”,既然满族对中国的统治没有合法性,那么朝廷对中国利权的出让便不仅仅是“失道”的问题,而变成了满族伙同洋人来掠夺汉族的生命财产。通过这种叙事的转换,反抗满族政权从“内争”变成了“攘外”,而在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过程中,“反侵略”具有天然的合法性,革命的正当性也就不言自明了。

  不过,即使在革命党人中,反对排满的也不乏其人,如第六镇统制吴禄贞。这位在东京留学时与满人军事精英良弼结为好友的同盟会员,虽然一心革命,却强烈反对排满,他认为满族腐化已久,不足为虑,但满蒙素为盟友,如果联手与汉族相抗,汉族必败,更给外人以可乘之机。吴禄贞认为,革命之敌不在清廷而在袁世凯,革命党将与袁世凯有“十年战争”——这也是一条比较准确的预言。

  辛亥革命中,较为文明的省份,安民告示中无不强调“满汉一视同仁”,就连鼓吹排满最劲的章太炎,也赞成寓意“五族共和”的五色旗为国旗。此亦可见排满之说,实为排外之借口,中国社会在无力与西方开战的情形下,借内部民族纷争来谋求突围,也是一条捷径。只是民国政府也未见得比清廷做得更好,此是后话。而满人的地位一落千丈,是清末民族战争的最明显效应,甚至满人中的佼佼者,如老舍、罗常培,长久不敢承认自己的民族身份,照赵烈文的说法,也是满清二百年统治的果报。

  “排满”虽然是策略,但也有不少人中了毒,读辛亥史料,每每有人说“他也是汉人,自然赞成光复”或某某表白道“我也是汉人,当然不反对革命”,忍不住叹一声“幼稚”或“奸诈”。

  近年大家都认识到,辛亥革命之成,革命党不过是火药的引线,真正炸断二百多年龙脉的TNT,是代表绅商阶层的立宪派。立宪派与中央政府及其派出官员分享着地方的统治资源,某些绅权极重的省份如四川、湖南,官员意志若无绅商的支持,政令根本无法通行。宣统二年(1910)的长沙抢米风潮就是一个典型例子,长沙米荒直至群众失控,事件背后是绅商联手洋商,大量囤积、盗运米粮。而成为辛亥革命导火索的各省保路运动,其首要矛盾便是政府利益与绅商集团的利益冲突,至于哪方更代表一般民众的利益,还真难说清楚,因为朝廷若想施惠民众,不可能越过绅商阶层实施;而绅商集团仗以与政府抗衡的,正是所谓“民意”——这种民意可能有操弄的成分,但毕竟是近代最具合法性的话语资源,“天子牧民”的旧观念是无法与之颉颃的。

  朝廷中人并非没有认识到这种来自绅商的强大势力。清政府1903年设立商部,1905年设立商标注册总局,都是提升商人地位的举措,同时政府为了借助民间力量发动对西方人的“商战”,鼓励在乡官绅经商,基本形成了“无绅不商”的局面。最典型的如1896年,清廷接受张之洞奏请,派陆润庠与张謇两位状元,分别在苏州、南通设立商务局,并办理苏纶纱厂与大生纱厂,人称“状元办厂”,喧传一时。

  有钱有势的绅商阶层必然要争取政治权力,而且这种争取有着充分的理由。自甲午一败,庚子再败,中央政府无能力应对世界大局的弊病暴露无遗,首都丢给八国联军当了一年多的殖民地,堪称一个政府的奇耻大辱,辛丑条约的巨大偿款压力则让政治话语权进一步向富庶的东南倾斜,所谓“非东南不足以存西北”,也是东南诸省敢于抗旨不遵,联合倡定“东南互保条约”的根本理由。

  南北风气的落差导致了帝国的断裂。时人孙宝瑄比较说,上海与北京,风气之异,几有百年。问题是,经济上帝国完全倚重于东南,政治上却还是赵烈文所说的“主威素重,风气未开”,庚子之后,绅商阶层藉由反思义和团之乱,以及1904年日俄战争“立宪小国击败专制大国”的样板效应,掀起了立宪风潮,也制造了立宪神话,似乎中国之病,全在未曾立宪,只要立宪,则国运立改,国力立强。

  然而正如1906年载泽留洋考察归来对西太后进言的那样:立宪利于民,利于国,却不利于官。满洲亲贵固然不愿意权力旁落,庚子后出任各省的方面大员也难得对立宪有什么好脸色。立宪运动搞了整整十年,朝廷还在1911年5月8日搞出了“皇族内阁”,无论摄政王载沣此举有何不得已的苦衷,都再难封天下悠悠之口。而咨议局联合会上书要求重组内阁,清廷居然申斥曰“用人系君主大权,议员不得干预”,对“立宪”的理解,双方恐怕分歧不小。

  再提一点,1905年科举废除,时人后人,多视为美事,去千年祸国之根。然而这一举措,却令整个社会权力瞬即固化,已为官绅者永为官绅,社会下层却无由上达,人才向上流动的途径被截断,朝廷虽征用考选留学生,实质仍是以门阀精英政治代替行之千年的考选制度。旧制死而新制未立,则大量旧制培养的人才无处可用,不入学堂,即投新军,而学生与新军这两股力量,在辛亥革命中均发挥极大能量,足见当初遽然操觚,其祸不小。

  讨论哪一根稻草让庞大的骆驼砉然倒地,当然只是一种叙事。无数涓流汇成了奔腾的大河,尽管其间的许多溪流并不见得期待最后的洪潮,但一旦列车进入快轨,离心力大于向心力,则不免“抽心一烂,土崩瓦解”。正像鲁迅在《无声的中国》中说的那样:“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,譬如你说,这屋子太暗,须在这里开一个窗,大家一定不允许的。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,他们就来调和,愿意开窗了。”

  辛亥年的举义、逊位、共和、民国,或许就是开一扇窗的过程。

  (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,著有《野史记》等,编著有《话题》系列丛书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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