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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夫所指的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:不仅仅是“卖国贼”

2011-07-26 13:39:20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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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 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“二十一条”丧权辱国,臭名昭著,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三个“亲日派”当然难逃干系。顶着“卖国贼”这一沉重的帽子,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。

     文/韧雾

        
    本文原载于《文史参考》2011年第11期,转载请注明出处。

清末民初时的曹汝霖(1877-1966年)



  《建党伟业》中“五四运动”是承接电影三段式剧情的重要过渡,共动用980余名群众演员,将“火烧赵家楼”、血书“还我青岛”等历史事件逐一呈现,被片方称为全篇的“泪点高发期”。片中学生们游行时慷慨激昂地高呼“外争国权,内惩国贼”的口号,针对的正是身陷“二十一条”漩涡之中的曹汝霖、章宗祥、陆宗舆。1915年袁世凯与日本签订“二十一条”丧权辱国,臭名昭著,曹、章、陆三个“亲日派”当然难逃干系。顶着“卖国贼”这一沉重的帽子,他们做过的一些好事自然就被遗忘了。

  曹汝霖:民国“头号”律师建中央医院

  曹汝霖出生于上海,为家中独子,曹家书香门第,但家境并不宽裕。年轻时的曹汝霖厌倦八股文,一心想学造铁路,他执意自费去日本留学,家中无钱,双亲为了让他如愿,卖掉两亩地送他去了东京。

  日本留学时,曹汝霖曾就读于东京法学院,毕业后在日本各级裁判所实习,回国后在商部任职,同时还进士馆讲授刑事诉讼法。辛亥革命后,政府成立了司法部,新定了律师条例,规定法庭诉讼可以请律师,已辞去公职的曹汝霖遂申请律师证书,居然是“第一号”,成了民国的“头号”律师。当时很多法官都是曹汝霖的同学,为了避嫌,他也有意减少了与他们的交往。曹汝霖的事务所就开在家中,后来他接了一个死刑犯上诉案件,在他的辩护下,死刑犯得以无罪释放,从此声名远播,生意也开始门庭若市。据他自述,因此也开了风气之先:“法政学生挂牌业律师者渐多”。

  袁世凯就任大总统后,于1913年委任曹汝霖为外交次长,他生平最受诟病的两件事均出自此任期内:签订“二十一条”、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。“五四运动”爆发当日,“火烧赵家楼”烧的就是曹汝霖的宅子。曹汝霖当时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里,后穿上厨役的衣服溜到东交民巷的法国医院,才躲过此劫,不过家产被烧,损失不少。

  “五四运动”后,在全国人民的声讨下,北京政府被迫于6月10日下令罢免了曹、章、陆三人的职务。曹汝霖被免职后避居天津,他受刺激颇深,发誓不再与政治沾边。时年42岁的曹汝霖开始深居简出,不时做做慈善。每年冬天,曹家都向拉洋车的车夫施舍100套棉衣。施舍的方式也比较特别,每次由家里当差的抱着几套棉衣出门,看见街上有衣不蔽体的车夫,便雇他的车,拉到僻静的小胡同,叫车停下来,施舍给车夫一套,然后再去物色下一个对象。

  曹汝霖向来不否认其“亲日”立场,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直被他视为中国发展的理想范本,不过,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,他公开表示要以“晚节挽回前誉之失”,立誓不在日伪政权任职。12月底,日寇占领军筹组华北伪政权,他们认为最理想的领军人物是吴佩孚、靳云鹏、曹汝霖三人,一度曾把曹氏看做是总理大臣的理想人选。吴佩孚坚决不肯干,致使日寇特务机关恼羞成怒,将其毒死,靳云鹏也坚持拒绝。日寇特务机关长喜多诚一非常气愤地指斥曹:“为什么我们‘皇军’来了,你不出头帮忙,你究竟作什么打算?”曹汝霖怕于己不利,接受了新民印书馆董事长、“中日恳谈会”会长等职,但并无实权。汉奸王克敏为拉拢他,给他挂上“最高顾问”虚衔,王揖唐出任伪华北政委会“委员长”,又追加他一个“咨询委员”的空衔,不过曹汝霖从不到职视事。蒋介石当时就表示对曹的这种做法非常赞许。1945年北平肃奸时,军统局曾将伪华北政权的汉奸名单呈蒋审核,蒋特意将曹汝霖的名字剔除在外。

  上世纪20年代,由曹汝霖发起、20多人出资,在阜城门内白塔寺沟沿建了一所医院,取名中央医院。医院买进所需医疗器材后,尚余20万元,存在由曹汝霖代管的新亨银行作为一项固定开支,穷人来看病,一概不收医疗费。医院经费方面都由曹汝霖筹措,冬季用煤也由他兼任董事长的井陉正丰煤矿公司供给。他不拿薪水,所得的全部报酬就是,他到医院时,由医院给他的汽车灌满汽油。曹汝霖主持中央医院工作达十余年,日军侵占华北后,曾想强占这家医院,曹去找日军交涉说:“这家医院原来是私人经营的,而且是慈善性质。”日军方罢手。日军接管了协和等医院后,一些名医如钟惠澜、周华康等不愿为侵略者卖命,纷纷被中央医院网罗过来。医院的妇产科,也在此时创建,由林巧稚大夫主持。抗战胜利后,曹汝霖辞去院长,请钟惠澜继任,他对钟说:“我本是个外行,维持了十几年,虽然没有成绩,但幸而没有大过。日本人在这里,我不能不顶着名字应付应付。现在日本人走了,还是你们几位专家多负些责任吧。”

  抗日战争胜利后,曹汝霖迁居上海,先被短暂囚禁,后释放。1949年去了台湾,后去日本、美国。他晚年在自己的回忆录《曹汝霖一生之回忆》一书中仍不免为自己辩白,忆及“五四运动”时,他倒也大度感慨:“此事距今四十余年,回想起来,于己于人,亦有好处。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,牺牲了我们三人,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,总算得到代价。”1966年8月他病死于美国底特律。 


    

    

曾任驻日大使的章宗祥(1879-1962年)与夫人陈彦安



  章宗祥:起草中国最早的刑法草案

  章宗祥早年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,对日本情有独钟,主张中国只要向日本学习就足够了,没必要远渡重洋去美国、欧洲取经。他当年去日本时考取的是公费留学生,成为1898年南洋公学(上海交大的前身)的第一批留学生,当时仅有六名佼佼者,其中还有杨绛的父亲杨荫杭。

  章宗祥回国后为清政府编过商法,清廷曾赐他进士出身。他还参与了清末新政时期的中国法律改革,对于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,颇有贡献。新近有研究者发现了光绪三十一年(1905年)由章宗祥和董康联合纂拟的《刑律草案》(稿本),在时间上早于由冈田朝太郎主持完成的新刑律草案,应属于中国近代法史上第一部由国人自己主持起草的刑法草案。此草案开始采用了现代刑法的体例,模仿日本,折衷中西,并率先引入了罪刑法定主义,以及惩治教育的立法宗旨,堪称中国近代刑法典的开篇之作。而它不被人所知的原因有可能是,该草案没来得及正式上呈,就被冈田氏刑律草案所代替,从而没有机会登上历史舞台。章宗祥写过《新刑律颁布之经过》一文,回忆了当初编纂草案时的难忘经历:“房屋已陈腐失修,雨日地面出水,潮气逼人”,但除了开会日,他和董康每天足不出户地编译整理草案,到了盛夏仍不休息,“两人对坐,余口译,董笔述,至今犹能忆及当时情状。”

  章宗祥与杨荫杭是同窗兼老友,杨绛在《回忆我的父亲》一文中还提到过,暑假的一天,章宗祥接他们全家到他家去玩。“他们是用汽车来接我们一家的。我还是个小土包子,没坐过汽车。我父亲平时从不带孩子出去拜访人,只偶尔例外带我。我觉得有些人家尽管比我家讲究得多,都不如这一家的气派。那天回家后,大姐盛称他们家的地毯多厚,沙发多软。父亲意味深长地慨叹一声说:‘生活程度不能太高的。’他只说了这么一句。父亲藏有这位朋友的一张照片,每次看了总点头喟叹说:‘绝顶聪明人……’,言下无限惋惜。”杨绛父母讲到“二十一条”时,总用“嘴巴”一词代称章宗祥,“据我猜想,大约认为他不是主脑,只起了‘嘴巴’的作用(我从没问过,但想来猜得不错)。”

  后来章宗祥给袁世凯当过总统府秘书、法制局局长、大理院院长、司法总长等,当时跟日本签的卖国条约,大都经过他的手,也因此被批为“卖国贼”。“五四运动”当天,他是三人中最惨的一位。学生们涌进曹家时,章宗祥本来藏在地窖中,当听见外面喊叫起火了,他便从地窖里跑了出来,被学生们逮个正着,报以乱拳。曹宅管家燕筱亭扶着被打得浑身是血的章宗祥,从东门逃到城隍庙街附近卖烟酒的东祥成杂货铺。学生们还是寻了过来,曹家仆人李福在后来的审讯证词中描述当时的情境:“只瞧见学生们拖着章公使的腿出来”,“用砖头在门外打”,“章公使被打得躺在地上了。”最后警察总监吴炳湘率大队巡警赶到,救出了章宗祥。

  当天,北京日华同仁医院外科主治医生平山远出具了章宗祥伤势的证明:头部挫创、全身扑打伤兼脑震荡。据说章宗祥很长时间都没有脱离危险。不过,闻听肇事的学生被捕,章宗祥不仅没有提出控告,反而由其妻子代替他具呈保释学生,“自知众怒难犯,亦可见其风度”。伤势转好后,6月初章宗祥也告病辞职,在辞职书里,他倒没像曹汝霖和陆宗舆那样为自己辩解,而是老实地以伤痛为由请求辞职,以便“侍奉老父,退居田间”。

  抗战爆发后,汪精卫等建立伪国民政府,为日本服务,大汉奸们多次拉拢章宗祥入伙,尤其是汪精卫对章宗祥惺惺相惜,因为二十多年前章曾在他性命攸关之际帮过他。这要追溯到1910年那起轰动全国的大案,汪精卫、黄复生在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不成,事情败露,被捕入狱。当时主审汪精卫一案的是民政部大臣耆善,章宗祥为民政部右丞,主持一切庭审事务。审汪一案出现两种论调,一边是御史胡思敬等主张极刑,一边是肃亲王、章宗祥等人认为现在正推行宪政,革命党人也不止汪、黄二人,不如从宽处理。耆善非常清楚革命烽火不可遏制,打算宽待汪精卫以市惠,也是给自己留一条后路,以“误解朝廷政策”为由免了汪精卫一死。当时来操作一切具体事宜的就是章宗祥,他非常善待狱中的汪精卫,汪犯了这么大的事得以不死,章可谓出了大力气,不过那时候的汪精卫也还远不是大汉奸。

  1931年3月,章宗祥应汉奸王揖唐之邀到北平出任“华北政务委员会”咨询委员。1942年又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询委员、伪电力公司董事长。1945年日本投降后,他迁居上海,以汉奸罪被捕。1962年10月1日在上海病逝。

    陆宗舆:“经商奇才”立起首钢一号炉

  从“五四”期间的经历来看,陆宗舆无疑比章宗祥和曹汝霖幸运一些。学生们火烧赵家楼、痛打章宗祥后,本来准备前往陆宗舆家的,但因没能找到陆宅而作罢。后在向政府递交辞呈、为己开脱的同时,陆宗舆将事件的原因归于“党争”,认为发动“五四”的人并不是青年学生,而是背后的“黑手”,“以名爱国,实为祸国;以此救亡,是为速亡”。

  陆宗舆是三人中年纪最长的一位,浙江海宁人,少年时乡人称他为神童。1896年,二十岁的他结了婚,新娘子徐金凤和著名的女革命家秋瑾是同学,还曾结拜为姐妹。婚后三天,陆宗舆就告别妻子前往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学习,一年多不回家。再过一年,他向妻子的娘家借贷了一笔钱,独个儿去了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,一去又是三年。

  1902年秋,陆宗舆学成归国,在殿试中考得法学第一名,获举人出身。1906年冬,陆宗舆以三等参赞的职务陪同五大臣出访欧美,一路走了英、法、美、德、俄、意等国。他们在德国待的时间最长,不仅考察了宪法、国法等现代法律制度,还研究了市政、警政等新政建设。第二年秋天归国,陆宗舆将考察成果写成一本《欧美政治要义》论著,朝廷据此制定新官制,废除了延续一千多年的科举制度。

  1907年,陆宗舆调任奉天洋务局总办兼管东三省盐务,前往沈阳。当时吉林、黑龙江两省用骡和马运盐,大车一次只能拉几百斤,从长春到哈尔滨一个来回要走一两个月,一年中又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能走,几万吨的盐积压着运不出去,而哈尔滨等地的老百姓却买不到盐吃。为什么不用火车运盐?问题出在当权的慈禧太后身上,她历来对铁路恐慌,害怕修铁路会冲坏了风水;再则,东北的铁路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修筑的,手下人不敢用火车运盐。陆宗舆假装不知此情,找了中长铁路俄方路长谈判,很快第一批盐从铁路起运了。

  用铁路运输后,每斤盐的运费由一元钱降到几分钱,且一年四季可随时出运。运输通畅了,盐却不够卖了。陆宗舆又从东北最大的盐场——营口田庄台盐场着手,命县令督办将盐工们全找回来,开矿采石,垒堤筑坝,先筑海塘,后建盐场,不到一年,盐场就变得繁忙异常。他还发明了补征法杜绝官员舞弊谋利,后被推广到全国。陆宗舆在东北管理盐务的三年里,第一年就增收盐税九十三万两税银,到了第三年达一百六十余万两。当陆宗舆卸任离开沈阳时,营口百姓敲锣打鼓送来一顶乡民们你一针我一针轮流绣成的“万民伞”,表达对他的感激和拥戴之情。从此,陆宗舆也被誉为“经商奇才”。

  袁世凯上台后任命陆宗舆为总统府财政顾问,1913年12月他作为驻日公使赴日,时年三十八岁。不久后,陆宗舆接到袁世凯的来电,说国内正抓捕革命党人,许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纷纷逃到国外避难,孙中山等人就躲在东京,要求驻日公使迅速办理引渡他们回国。再三考虑后,陆宗舆找到日本首相大隈重信,献出“调停法”——“我们筹措学费供给上学,给予生活补贴,保障他们的人身安全。钱由我们大使馆出,你们日本只要取消引渡一项就可以了,首相以为如何?”日本人对袁世凯一向没有好感,因为他的发迹,恰是在朝鲜与日本人斗智斗勇之时,当时就结了怨。眼下,大隈首相更不愿意帮助袁世凯对付其政敌,所以一口答应了陆宗舆的方案。

  一个多月后,孙中山特意来会见陆宗舆。一见面,孙说:“由于你的调停,许多国民党人不被杀害,我在这儿也安全,这是你的功劳,我得好好谢谢你。”他拿出张自己的照片,在背面题写“润生兄留念——孙文”送给陆。因为有这个“调停法”,国内战争时期,许多共产党人如周恩来、郭沫若等逃亡日本,继续进行革命活动。

  北京石景山下有一处建筑,两排房子全部由青石砌成,通体青白色,人称“白屋”,颇为神秘。1918年4月,段祺瑞委任财政部次长陆宗舆为督办,瑞典专家安德森为技术顾问,组建公司着手办矿事宜。1919年春,陆宗舆和美国专家一起在北京周围进行实地考察、选址,最终敲定在石景山的东麓,这就是九十年前首钢的最初蓝图。炼钢所需要的铁矿石来自于龙关山和烟筒山,陆宗舆故而为这家炼钢企业取名为“龙烟铁矿公司”,寄希望于钢铁厂像龙一样烟气滚滚,升腾壮大。1921年春天,从美国购买的大型冶炼设备运抵石景山。这座炼铁炉是京津地区的第一座高炉,也被称为首钢一号炉。为了给这个庞然大物打造一个坚实稳固的地基,工人们用近一年的时间炸平了二三十米高的两座山包。开山所得的这些石头,青白纯净,质地坚硬,是优良的建筑材料,于是陆宗舆就地取材,在厂区建造了前述的那排“白屋”,现已成为“首钢厂史博物馆”。

  1922年4月,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。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二十二万人马在长辛店一带交火,石景山炼厂正处在夹击之中。7月,陆宗舆逃避抓捕躲往天津租界,龙烟炼厂出铁之事随之搁浅。白屋成了军阀政府的临时议事厅。1936年,在日军夺取龙烟铁矿的开发权后,陆宗舆受命于国民政府,重新接管龙烟铁矿。那一年,陆宗舆住进白屋,频繁奔波于平津之间,企图重整他的钢铁王国,但最终也没能完成让龙烟铁矿公司炼出钢铁的夙愿。直到1945年,这座命运多舛的钢铁厂才终于从一号炉流出了它的第一股铁水。

  1940年,汪精卫成立伪国民政府,陆宗舆被聘为行政院顾问,再次附逆为汉奸。1941年6月1日病死于日本,他没有葬回家乡浙江海宁,而是葬在了石景山福寿岭的东山坡。

  参考资料:蒋连根著《多面陆宗舆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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